2018年10月30日，金庸先生去世，引发社会各界人士的追思与怀念。
人们熟知的是他笔下所书写的侠骨柔肠与快意恩仇，却鲜知他心中“为国为民”的家国情怀。
《纵横》2013年曾发表过著名历史学者、《金庸传》作者傅国涌撰写的文章，披露了金庸与他极为敬重的中共领导人邓小平的唯一一次会面。
现将该文刊发于此，以示怀念。
▲邓小平与金庸
1981年7月18日上午，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查良镛（金庸）。
在中共领导人中，金庸最想见的就是邓。
“文革”时，邓小平被打倒，金庸与人创办并担任主编的《明报》的报道、评论和其他文章，常常流露出不平。
1977年7月6日，《明报》报道邓小平将复出的消息。1977年7月25日，邓复出不久，金庸称誉邓，“能干而刚强、坚韧的性格，当然是不会改的”。
金庸很钦佩邓的硬骨头，认为这样刚强不屈的性格，就像是他武侠小说中的英雄人物：“单是刚强，当然不够，……必须不顾自身的荣辱安危而坚持正确的主张，这才令人佩服。”
两人会面后，金庸当面对邓说：“我一直对你很是仰慕，今天能够见到你，很感荣幸。”
因为金庸迟到了几分钟，邓小平已在门口迎接金庸及其家人。
金庸随邓从大门走进大厅时，邓赞他的武侠小说：“好得很，我也很爱看，每天都看这么几页！”
他回答：“那没有什么价值，当作娱乐消遣吧！”
邓说：“讲中国人的英雄豪杰，好得很啊！”
邓的女儿邓楠告诉金庸：“我爸爸很喜欢看你的小说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看几页。”
在金庸听来，邓在随后的谈话之中，也不乏英雄豪气。
邓说：“我右耳有点聋，请你坐在我左边。”
坐下之后，邓说：“对查先生，是知名已久了。《明报》时常有独特的见解，不过其中有一部分，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。”
金庸回答：“是。有些看法并不相同。”
那天金庸穿着西装，打着领带，邓只穿着白色的短袖夏威夷衫，对金庸说：“今年北京天气很热，你除了外衣吧。我是粗人，就穿这样的衣服见客。咱们不用拘礼。”
所以金庸把外衣脱下了。
谈起不久前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的人事变动，金庸说：
邓副主席本来可以当主席，但你坚持自己不做，这样不重个人的名位的事，在中国历史上，以及世界历史上，都是十分罕有的。这令人十分敬佩。
邓回答：
名气嘛，已经有了，还要什么更多的名？一切要看得远些，看近了不好。
我身体还不错，没有什么病，但毕竟年纪大了，现在每天只能工作八小时，再长了就会疲倦。……
金庸说：“中国传统政治哲学，是盼望国家领导人‘清静无为’。共产党人当然不能‘无为’，要‘有为’。但领导人心境清静一些、工作清静一些，还是好的。”
邓回答：
领导人宁静和平，对国家有好处，对人民有好处。
邓小平接着说：
……我还想多为国家人民办点事……
现在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有120多个，每年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到中国访问，国家主席就要迎送、接待、设宴，这许多应酬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，搞得多了就很累。
金庸说：
是的。许多年前，在"文革“时期，我写过几篇社评，希望周恩来总理节省精力，注重健康，例如施汉诺（西哈努克）到北京来，周总理总是去机场欢迎，举行宴会，敬酒，就不大必要。
金庸在1972年8月19日的社评《人民第一 外宾第二》中称：
周恩来已是70多岁的老人，虽然精力过人，但这样的消耗体力和精力，长期如此，总会支持不住的。……不应当让外国客人占去他太多的时间和精神。……
他就是自己休息娱乐，什么事都不做，也胜于日夜不休地接见外国客人。
邓在会谈中客气地问他：“查先生做新闻工作，接触到的人很多，大家对我们有什么意见？”
金庸坦言：
主要的意见是，希望目前的政策能长期推行，不要改变。
邓表示：“那是对的。国内人民的主要意见也是这样。”
谈话结束，邓对金庸说：“以后可以时常回来，到处去看看，最好每年来一次。”
又一直送到大厅外，站着又谈了一会儿。
金庸是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单独正式会见的第一位香港同胞，当晚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播放了这一消息，新华社、中国新闻社都作了报道，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体也都报道了这件事，港澳报纸更是作为头条新闻进行报道，轰动一时。
金庸说：“邓小平说的话，我全部都赞成，发自内心地赞成。”
他根据记忆将那天的谈话整理成文，以《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的谈话记录》为题刊登在8月25日的《明报》及《明报月刊》9月号，《明报月刊》同期还发表了《中国之旅——查良镛先生访问记》。
记者问及金庸对邓的主张与政策有什么看法，他回答：
他重视实际，不相信教条，这应当是克服各种困难的关键。他的“白猫黑猫论”是众所周知的。
记者问：你认为邓小平目前所推行的政策，是解决中国各种问题的唯一道路吗？他回答：
这要从各种实际条件来看问题。
第一，我相信中国大陆上目前没有别的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中共的领导地位。
第二，我相信中国在几十年内不可能实行西方式的民主，即使可能，也未必对国家人民有利。
第三，我个人赞成中国实行开明的社会主义，
总的来说，这比之香港式的完全放任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极度贫富不均，更加公平合理。
……我衷心盼望，依着目前这条道路走下去，……（中国终能）以中国人务实的方式，建设中国人自己的社会主义，使中国人民幸福而自由。
这是他与邓唯一的一次单独见面， 邓始终是他“真正崇拜的大英雄、大豪杰”。
1992年，他在伦敦对蒋一樵说，“邓小平……从来不是教条主义者，且一向具有中国人的实用态度。”
“邓小平的为人，甚谙人情世故。所谓人情，无非是中国社会中各样复杂的关系；世故，亦不外种种历史经验的总结。”
▲金庸手迹
1997年，邓去世，他回想当年邓微微含笑、成竹在胸的表情，禁不住泪水涔涔而下，心中充满了悲痛之情。
他说：“邓小平先生肯定是中国历史上、世界历史上一位伟大的人物。在我心目中，他是一位极可尊敬的大英雄、政治家，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伟人。”
在金庸眼中，邓是“高瞻远瞩、俯仰百世的大才”。
邓百年诞辰时，香港有人质疑、批评邓的“治港远见”。自与邓见面以来，金庸心中对邓有一份深厚的感情，不自禁地崇拜、钦佩邓，觉得有义务为邓说明事实真相，证明邓“见解的伟大”。
他以赞赏的口吻说：“邓小平先生在香港创‘一国两制’，涉及经济及社会制度，规模非汉唐所及。而和平转政，揖让换朝，策划周详，垂之长久，更远胜前人了。”
原刊于《纵横》2013年9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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