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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多年前，我爸在县城的一个建筑工地做监理，妈妈做杂工。还在上中学的我常去工地找他们，一来二去，工地上的人我见过不少，阿庆大概是其中最没有存在感的一个。
阿庆是个普通的水泥工，大家懒得记他全名，只叫他“阿庆”。他身高不到1米7，短发像鬃刷一样竖立着，黝黑的枣核形脸上摆着两条细长的眯缝眼，好像总是睡不醒。因为胡子拉碴的，看着挺显老。
我第一次见阿庆时，他刚和我打照面，就不自觉地低下头。看我要走开了，才微微偏过脑袋，用眼角余光偷偷瞄我一眼。旁边的民工打趣说：“阿庆，你这小家子气的毛病再不改改，怕是要打一辈子光棍了。”阿庆也不恼，只是“嘿嘿”傻笑两声就走开了。
那时，阿庆已经快30岁了，还是个单身汉。听说亲戚帮他牵过几回线，可姑娘们不是嫌他家只有几间土坯房，就嫌他长得不好看、性格木讷、头脑不活络。工地厨房的胖大婶安慰阿庆：“你呀，现在什么都别想，先赚钱把家里的房子修好，栽得梧桐树，才能引得金凤凰嘛!”
在农村，修房子是头等大事，阿庆对胖大婶的话深信不疑，于是越发把日子过得抠搜。他捡别人扔掉的、摔扁了的铝饭盒，敲敲打打，弄平整了继续用;一辆老胳膊老腿儿的永久自行车，骑上去啷当作响，他也没舍得换。
我妈觉得阿庆心眼实在，性格又软弱，有些可怜，于是偶尔会把我爸的旧衣服送几件给他穿。就是这点东西，都让阿庆感激得不行。
一个周末，妈妈打电话让我送衣服去工地，顺便一起吃午饭。我一进工地大门，就直奔厨房，妈妈正帮胖大婶生火——民工们都是本地人，每天自带米菜，用铝制饭盒装着，得用大锅灶蒸熟。
“今天带的米不够我们3个人吃，门口新开的小面馆还不错，等我帮他们蒸好饭，叫上你爸一起去吃面。”我妈一边在炉灶前烧火，一边对我说。
没多久，我就听见妈妈跟胖大婶抱怨，说烧火的木头都让雨淋湿了，她早叫民工把厨房漏雨的角落遮一下，但没人肯动。胖大婶问她怎么不叫阿庆，妈妈有些为难：“每次都找他帮忙，我不好意思再喊了。”
“这有什么不好意思，除了他这个好拿捏的，别人谁愿意没事找事做啊?”胖大婶并不在意。
午饭时间到了，工人们三三两两地来厨房领饭盒，胖大婶一见阿庆就吩咐他去修葺厨房。阿庆埋头往嘴里大口地扒饭，含含糊糊地“嗯”了一声，没有别的话。
我和爸妈吃完面条回工地，老远就看见阿庆踩在梯子上，往厨房的顶棚盖彩钢瓦。等我们走近时，他已经盖好了，正小心翼翼地爬下梯子：“王师傅，顶棚盖好了，要是还漏雨就跟我说，我再弄一下。”
我爸看了看，对阿庆说“辛苦了”，阿庆憨憨地笑：“一点小事而已。”背起梯子就走。
那天，阿庆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红色棉毛衫，腋窝处破了几个小洞，军绿色的迷彩裤明显不合身，裤脚挽了好几层，解放鞋也磨破了。
看着他远去的背影，我妈感慨道：“等他再熬些年，家里盖了新房，娶个媳妇帮忙拾掇，就不至于这样邋遢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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