网易人间：我家三代女性的“烧肉自由”

admin 2022-11-15 阅读:184 评论: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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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为此起彼伏的疫情，在北京想吃到一口正宗的诸城烧肉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于是我在两地疫情的间隙，掐算着时间，让山东老家的弟弟用快递给我寄。

次数多了，弟弟跟我开玩笑：“姐，赶紧摸摸你后脑勺，看看有没有长了馋窝头。”

的确，我很馋，很爱诸城烧肉。但它于我而言，不仅仅是一口肉那么简单，背后还有或辛酸或温暖的故事，以及三代女人对烧肉的执念。

它跟我姥姥有关，跟我母亲有关，也跟我有关。

我的姥姥出生于1937年，记忆中她有一张白皙的小圆脸，总是挂着浅浅的笑。每隔一段时间，她会用几根棉线绞脸，所以脸上一直光洁明亮。

虽然生活在农村，但姥姥是个特别体面的老人。直到1997年去世，她的头发都是乌黑浓密的，梳着整齐的发髻。她身上青灰色、墨蓝色的大襟衣裳总是干净整洁，裹着的小脚穿着自己精心缝制、针脚整齐的鞋子，让人看了就觉得赏心悦目。

母亲常说，姥姥体面是因为她是大户人家出身，“从小过过好日子的”。老姥爷（姥姥的父亲）是个很有能耐的地主，是十里八乡的能人，他膀大腰圆，舍得使力气，头脑也精明，家里种着十几亩地，还会赶着马车去胶南县做买卖。

到姥姥十多岁前，家里没缺过吃穿，虽然亲生母亲早早过世，后娘对她们姐妹三个总是冷冰冰的，但父亲待她们好。姥姥不止一次跟我们细细回味过她小时候吃过的好东西，比如老姥爷从胶南县海边贩回来的大鲅鱼，一次拿十多条，就挂在马脖子上，回到家，就把肥美厚嫩的鱼肉剥下来，学着胶南人混合着五花肉剁馅儿包成鲅鱼饺子。

当然，姥姥最爱吃的还是老姥爷带回来的诸城烧肉。

诸城那里过年有烤烧肉的传统，日子过得好的人家会在家里做，平常来了贵客就在摊贩那里买一点。烧肉的主要选材不是上好的猪肉，而是“猪下货”——猪头、耳朵、口条、大肠、心、肝、肺、尾巴等。虽然是一些下脚料，但它们的口感滋味要比肉更有层次、更有嚼头。

烧肉的做法略微有些繁琐：先要仔细、反复清洗猪下货，颇费功夫；之后放到大铁锅里，加姜片、料酒，猛火烧煮；待猪下货在滚水里翻过几滚后，再加茴香、花椒、八角、香叶，改慢火细炖；等煮到皮肉酥松却又不烂不散的时候，不用掀锅盖，已是肉香四溢了。

其实猪下货煮到这一步就可以吃了，但诸城烧肉的妙处就在于“煮后再熏烤”。煮熟的猪下货捞起来晾在大盆里，等凉透就放到铁篦子上，架在干锅里——锅底早已铺上了一层细细碎碎的红糖，用小火细细、慢慢加热，渐渐地变成青雾向上飘散，之后，一缕缕混合着肉味、香料味、红糖味的轻烟就荡漾、飘散开了。

最终，煮好的猪下货会被熏烤成撩人肺腑的酱红色或焦黄色，送一口入嘴，滋味无穷：猪头肉肥而不腻，入口即化；猪肺软糯咸香，口感弹性；猪口条初嚼香脆，越嚼越筋道，越嚼越香；猪肝厚实紧密，细细品尝，香味由淡到浓，层层绽放……

姥姥和两个妹妹睡在一间房里。有时半夜时分，耳畔就听到做买卖的父亲进院子的声音。老姥爷先让人给牲口喂草料，然后就拿着大荷叶包着的、切成大块大块的诸城烧肉，踱到姑娘们的房里。他不掌灯，也不让姑娘们起身，径自把大块烧肉塞到她们嘴里，一人一大块。

“黑灯瞎火地吃烧肉，香喷喷的。嘴里的还没有吃完，你老姥爷又塞一块到嘴里，一轮一轮来。直到大荷叶空了，你老姥爷背着手、唱着戏就出去了……”大概是因为这段儿时的经历，姥姥总忘不了诸城烧肉的滋味。她最喜欢吃的是烧肉中的猪肝，“越嚼越有滋味，格外香”。

可惜，对女儿们如此温柔的老姥爷后来也是英年早逝。那时姥姥只有14岁，后娘就做主把她嫁到了我姥爷家。两个妹妹年纪尚小，干脆送给别家养。

从此，姥姥的生活境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

我姥爷是家里单传的独苗，前头有两个姐姐，虽然家境一般，但他从小是被娇宠着长大的。他样貌好，细高个子、白净秀气，人又聪明，所以一向眼高于顶，十分骄傲。年轻时，因为识字、会用两只手打算盘，姥爷在村里做会计，很受人尊敬。

但因为娶了一个地主家的女儿，婚后几年，姥爷的“事业”就只能止步于此了。后来，他们的孩子也受了牵连，当兵、读大学都被刷了下来。姥爷把这一切不顺都归结在了姥姥头上，总是憋着一肚子的火，渐渐成了一个脾气暴躁、挑剔成性、专横霸道的男人。

姥姥自然成了姥爷用得最顺手的出气筒。有时他在外面受了气，回家看见餐桌上的筷子沾了点水，就拿着筷子在炕沿上敲，瘦脸上青筋暴起，十分可怕。我小时候，有一次姥姥带我在村里看露天电影，我淘气自己先跑回了家，把姥姥吓得到处找。后来她回家，惊魂未定，就被姥爷一把按住，结结实实地往死里打了一顿。

姥姥婚后几乎没过过轻松的日子，家里有什么好吃的，自然是先紧着丈夫、孩子、公婆。她从来只有做的份，没有吃的份。

姥姥怀我母亲的那年，姥爷的姐姐要出嫁，亲家送来一个猪头、四个猪蹄子。姥姥大着肚子收拾猪头，用沥青拔毛，忙活了很久，当夜她就生了。看着生下的是个女孩，公婆嘴上没说什么，脸色却十分冷淡。姥姥坐完整个月子，都没有见过那个被自己收拾干净的猪头。

“连一碗汤都没有喝到，他们一家人自己烤烧肉吃了，那时候我肚子里缺油水啊，就想着给我碗汤喝也好啊。”跟我讲这段的时候，姥姥正住在我家帮忙剥玉米。她用大剪刀使劲地在玉米棒上豁开口子，然后交叉搓着两穗干玉米，金黄的玉米粒簌簌地掉下来，她的脸色很是平淡。

在女儿家小住的几天，是姥姥一生当中为数不多的舒畅日子，她不用小心翼翼地看姥爷的脸色，也不用脚不沾地忙碌家务，还可以吃上几顿好饭。我父亲非常尊敬姥姥，因为她既是他的丈母娘，又是亲大姨（我父母是姨家表兄妹），一直很疼他。姥姥住在我家的时候，父亲经常去割肉买鱼，回来包饺子、做红烧鲅鱼。可惜这样的好日子掰着手指头就可以数得过来——那些年，农村家家户户都很穷，平常日子吃一顿肉馅饺子都是大事。

到了90年代，我家的日子渐渐好起来，父亲几次开着三轮车去接姥姥来家里小住，可惜都没有成。

“我不在家，你爹不会做饭，吃不到顺口的饭，会发脾气。”姥姥的声音渐渐小了下去，眼里满是黯淡。

.....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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