月渐圆，近中秋，母亲又在念叨：“不知你四舅还能回来过节吗?”
我知道，母亲又在惦记四舅了。在每个合家团圆的日子里，母亲为了不让单身的四舅感到孤单，都会提前邀请他来家里过节。每年我总要陪母亲往返几次北京，去看望四舅。
每次去北京看四舅，我心情都非常矛盾。一方面，我也惦记着四舅的状况，另一方面，又担心已经花甲的母亲身体吃不消。每次回家后的那段日子，母亲总是吃不好，睡不着，只反复念叨一件事：“你说你四舅，这辈子还能不能寻个媳妇?”
今年已经54岁的四舅一直没有成家，按农村的说法，是打了半辈子光棍。姥姥去世后，他就孤身一人在北京打工，算来也有近20年了。他的终身大事，始终是母亲的一块心病，因为姥姥在临终前曾给母亲交代过，让她无论如何“也要给四弟说上媳妇成个家”。
所以，一众姐弟里，母亲最心疼、最放心不下的人，就是四舅，也为他的婚事操碎了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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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亲说四舅是一个命大的人，也是个命苦的人。
1960年代的农村条件艰苦，姥姥和姥爷拉扯着七个孩子，忍饥挨饿是常事。四舅还不到两岁时，在春天发起了高烧。那时在农村，几乎没有人会因为感冒发烧去看医生(村子里只有一个赤脚医生)，熬点姜汤，吃碗热面汤，再用被子捂一下，发发汗，也就挺过去了。
那次四舅烧了三天，体温仍是没退，还开始口吐白沫、抽搐起来了。姥爷见状，赶紧跟邻居借了几毛钱，抱着他去了乡卫生院——四舅前面曾有一个姐姐，在三岁时因为高烧夭折，姥爷怕四舅也挺不过这一关，不敢怠慢了。卫生院的医生也没有太多的办法，只能给开了安乃近(1912年在德国上市的一种解热镇痛药，我国于1950年后大量国产，曾是60到70年代医生常用的一种退烧药，因为副作用过大，已于2020年被禁用)，姥姥把药片压成面面，就给四舅灌了下去。
医生提醒姥姥说，孩子发烧这么厉害，“怕不是什么好病”，不要让他传染给其他孩子。回家后，姥姥就狠下心来，把四舅送进了柴房。
那时候村里家家都是孩子成群，为了防止传染病，几乎每家都会把病孩子关到柴房里单独搭的小床上隔离起来。如果病孩子能吃东西，就喂几口小米汤，如果不吃，就不再喂，等几天后病孩子没了鼻息，就把尸体埋到村里的乱坟岗里。村里的风俗，未成年的孩子不能埋进祖坟，所以那片乱坟岗里每年都要埋十几个病孩子。母亲和我絮叨起小时候的事时，曾说：“那时我就七八岁吧，常常看到野狗拖着那些病孩子的尸体乱啃，吓得从不敢去那里打猪草。”
灌了两天药，四舅的高烧总算退下来了，张着小嘴还到处找东西吃。母亲感慨地说：“我寻思他都活不了呢，没想到，他这么命大!”
四舅顽强地活下来了，但好像因为吃药留下了后遗症，长大后做什么反应都比别人慢半拍，在家里时常被三个哥哥呵斥。他锄草时能比别人慢一垄地，扬麦子时又总会把太多的麦粒扬在地上。
转眼到了80年代初，有一年夏天天气酷热，作为麦收主要劳动力的二舅和三舅都被换回家休息，留下了四舅和五舅在打麦场上看麦子。看着两个哥哥不在，五舅转身就溜到运河里洗澡了，只剩下了实心眼的四舅还在那里。没过多久，天上突然乌云密布，眼看一场大雨就要倾盆而下，急得四舅连忙拿起铁锨去堆麦子。他心里一急，手里就乱了方向，等二舅他们赶到打麦场时，麦子被四舅堆得乱七八糟，气得二舅把他臭骂了一顿，还踹了几脚。
自那以后，四舅就有了想走出家门看看的念头，他后来对我母亲说，“如果一直在家干农活，早晚会被哥哥们骂死”。
隔年春天县武装部招兵时，村里照例动员男娃多的家长。姥姥有五个儿子，自然成为了重点的动员对象。当时大舅已经成家，二舅在学木匠手艺，五舅还小，只有满了16周岁的三舅和四舅够得上当兵的年龄。但姥姥并不想让两个儿子去——三舅干得一手好庄稼活，是姥姥最得力的帮手，家里和地里都不能少了他;不想让四舅去，纯粹是因为他心眼不灵活，怕他在部队受欺负——其实，四舅干农活虽然慢，但干别的事还是很利索，像洗洗涮涮、打扫卫生这样的活计，他能干得特别好。
四舅瞒着姥姥，在一个清晨偷偷地和村里的伙伴们约好，一起去了镇上报名体检。他虽然只有小学文化，但身材高大，五官端正，浓眉大眼，身体素质很好，挑选的军官一下子就看上了。
等他“验兵”后回家，告诉姥姥姥爷他马上要去入伍时，家里人都吓了一跳，谁都没有想到这个平时不言不语的榆木疙瘩老四，竟然还会有自己的想法。
4年后(当时是四年制义务兵)，四舅复员回家了，经过军旅生活的磨炼，他待人客气、懂礼貌，讲究卫生，做事也成熟了许多。
在四舅当兵期间，姥爷去世，家里失去了顶梁柱，姥姥带着还没成家的四个子女，勒紧裤腰带，省吃俭用地给二舅盖房、结婚，几乎把家底都掏空了。四舅从部队回来后，又添了一张吃饭的嘴，土里刨食的日子愈发艰难，我母亲四处托人，最后为他在县食品厂谋了份临时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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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真善美 小熊以一颗敏感的心来感知世界，以两行柔弱的泪来度过人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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