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个职业都有职业病，我在加拿大的中文报社工作，职业病就是“总盼着出点事儿”。因为每条稿子都有点击量要求，小小的办公室里，编辑和记者的日常对话总是类似： “狮门大桥出车祸了吗?才三车连撞吗?太少了呀。” “列治文的房子里有华人开地下赌...
每个职业都有职业病，我在加拿大的中文报社工作，职业病就是“总盼着出点事儿”。因为每条稿子都有点击量要求，小小的办公室里，编辑和记者的日常对话总是类似：
“狮门大桥出车祸了吗?才三车连撞吗?太少了呀。”
“列治文的房子里有华人开地下赌场?被查封啦?还有裸女，太好了!”
多数时候都天下太平，没车祸也没赌场被查抄，没有火灾也没有餐厅打架斗殴。我和同事们就只能叹着气出门去找“事”。有人去了警察局，有人去了法庭坐等开庭，我就去Residential Tenancy Branch打卡——这个地方，华人习惯叫它“租务法庭”，坐落在一栋办公楼的4楼。
在这里，只要看到愁眉苦脸、手上拿着文件等排号的华人，基本是房东无疑了——在加拿大遇上租房纠纷，房东申请听证会要等待漫长的时间。在此期间，租客生活不受任何影响，所以他们很少愁眉苦脸，甚至不用屈尊到租务法庭来。
2019年2月的一天，我在租务法庭里抓到了申请听证会的张姐。
通常，房东会手里攥着租房合同，先到柜台拿一个排号，再去和值班的人员问：到底该填哪张表来申请听证会，这个表怎么填?张姐手里则是紧紧攥着个手机，对着工作人员一开口，就是一句战战兢兢的“My English is poor”，于是我立刻冲上去，给她当上了志愿翻译。
原来，张姐是一个在温哥华购置了房产的陪读妈妈，之前被政府出台的“空置税”逼急了，招来一个西人无赖租客住在自己的房子里，还没签合同。
就这样，我跟踪采访了张姐一年半，完整地见证了在加拿大“撵租客”是一种怎样的感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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